近年来，我国的水稻平均亩产420公斤左右，杂交稻470公斤；日本的是440公斤。我国的超级稻育种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期（1996—2000年）的产量指标是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已在2000年实现；第二期（2001—2005年）的指标是亩产800公斤，已提前一年于2004年达标；第三期（2006—2015年）的指标是亩产900公斤，目前正在攻关中。

　　何丕洁建议：贫困地区法律人才补充可放宽学历要求

　　积极探索和完善长效的农村法律人才保障机制。政府应制定和实施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法律人才向农村地区输入，加大对人民调解人员、法律服务人员等基层法律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法律队伍。另外，目前的司法考试门槛较高，在农村法律人才队伍补充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建议继续加强和完善针对贫困地区的放宽学历和放宽分数政策。

　　张圣坤代表民盟中央建议：政策决定后落实是关键

　　实践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决定后，落实是关键。我们在看到农村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改革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仍较低，已成为制约发展现代农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调查，目前我国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占7.6%，小学文化程度占30.6%，初中文化程度占49.3%。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李谠委员建议：发展适合国情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适合国情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耕地条件较好地区，实行“土地集中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农业承包大户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基地经营的形式。在耕地条件较差地区，实行“合作服务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式。同时，应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和规范管理，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并依法保护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关系。

　　潘贵玉委员呼吁：改革户口管理 鼓励人才流向农村

　　建立鼓励人才流向农村的体制。改革户口和个人档案管理体制，全国一盘棋，引导人才流动。专业职称评定和行政干部提拔，都应有在乡以下工作的经历；建立寒暑假青年学生支农的常规机制；适应我国老龄化的特殊情况，鼓励身体好并乐意支农的老同志支援农村。各种科研院所和涉农企业，特别是应用科技方面的单位，不论何种体制，都应在农村建立数个技术示范点和人才培训点。

　　陈绍军：设立农业保险准备金 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调整完善现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将粮食价格的提高与农资价格、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有效结合起来，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国家调控为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农业救助等制度改革。建议尽快设立农业保险或风险准备金，以补偿农户因灾（含动物疾病）产生的损失。要求保险公司有责任参与农业保险，并将可能产生的利润转为补偿农业灾害的风险金，政府给予适度支持。

　　王钦敏：适度提高粮价可促进农业增产、粮农增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4次提价的实践证明适度提高粮价可以促进农业增产，粮农增收。目前，已有12个年头未提高最低收购价了，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如果每斤粮平均提高0.1元，粮农增收1000亿元，可直接惠及种粮农民。至于粮食加价对城镇少数低保人员的影响，政府可采用提高低保标准的办法加以解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依靠种粮。适度提高粮价可以促进社会收入向农民和农村转移，进而拉动农村内需，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

　　赖明委员：农村改革发展要因地制宜 不能搞一刀切

　　农村改革与发展矛盾的核心问题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老百姓利益的高度认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深化农村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地域差别明显的大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更不能一蹴而就，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推动，不搞一刀切，而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黄志贤：国际资本大举渗透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相比，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粮价的洼地。截至今年5月，我国的大米价格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4，面粉价格也比国际市场价格低近20%。巨大的消费能力、低廉的成本和丰厚的获利空间，使我国的粮食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热钱的追逐。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国际资本的大举渗透，在我国粮食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的迅速扩张，不仅从我国粮食市场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还将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我们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严防我国粮食命脉受到国际资本的控制。

　　林而达：粮食补贴数量偏低 农村污染没有明显减轻

　　我国农村的污染还没有明显的减轻，农业肩负着粮食生产和生态保护的责任。很多省水省肥省药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操作复杂，实际增效并不明显，农民不能长期坚持，需要政策扶持。统计数据表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调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但由于收购中间环节多，农民担心过快提高粮价得不到实惠，还可能导致粮价浮动。目前的问题是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数量偏低，综合粮补每亩不过50元，全国也只有1028亿元。建议在国家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政策空间，在逐步理顺粮价的同时，增加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同时补贴农业救灾保险、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王少阶委员：加大财政投入 吸引民企参与扶贫开发

　　引导社会力量特别是吸引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对贫困地区要制定多予少取的税收政策。可考虑较大幅度调整降低老少边穷地区税收负担，减免一些税种，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继续扩大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的贴息贷款规模；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与金融机构协调，确保银行贴息贷款的顺利发放；国家要提高给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补贴标准，到贫困地区投资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到其他地区投资大致相同的利润。

　　王全书委员：河南粮食总产连续11年位居全国首位

　　建设国家粮食核心产区，河南与黑龙江等省有着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平高、调出数量多、发展潜力大等诸多优势。比如河南，全省粮食总产已连续11年位居全国首位，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连续两年超过1000亿斤，今年夏粮首次突破600亿斤，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强。目前，河南尚有6000多万亩中低产田有待改造，据测算，经过综合施治，到2020年，河南粮食总产有望从目前的1000亿斤增加到1300亿斤。

　　杨俊文委员：削减行政开支 节约资金改善“三农”问题

　　及早建立为“三农”服务的和“三农”所需的相应的金融机制。目前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它银行门坎太高。与其让地下钱庄、黑银行泛起，不如政府尽快行动起来，否则“三农”受损，政府最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从中央做起，各机关，团体，切实贯彻“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大力削减行政公共开支（如办公用房建设、用车、出差、考察、宴请、办公设备等），把节约资金用于充实和改善“三农”问题上。

　　郑新立委员建议：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实行同地同价

　　必须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产权明晰、用途管制、集约节约、严格管理的原则，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要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对农村宅基地和村庄进行整理，所节约的土地，要优先用于复垦，转为建设用地的，要首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需要。要改革征地制度，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实行同地同价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夏培度委员：耕作水平下降 老农民如何建设新农村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十分必要。同时，我们了解到由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年龄、性别、知识等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地方出现了“老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希望有关方面予以高度重视。

　　委员邱衍汉建议快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

　　尽快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性质，确保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制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政策的处罚办法，解决处理难、执行难的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二是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三是如造成经济损失或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须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或赔偿。来源：人民网